然而，即使从《标准化法》开始算起，历经28年的时间，企业自定的标准仍然难堪信任。
但是，对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与国务院部门规章和省级政府规章的效力，立法法未作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
地方立法实践中，对于哪些事项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哪些事项需要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不是很明确。一般来说，判断特别重大事项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涉及本地区全局性的重要事项。5.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5] 通过上述文件和讲话可以看出，城乡建设与管理的范围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城市和农村中的公共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秩序、交通环境、应急管理以及对城乡人员、组织的管理等事项，都应包含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的范畴之中。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一些重要的立法权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行使，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非经专门授权不能行使。
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仅限于违法性继承问题而言，就没有必要特地设定‘遮断效果这种特殊的效果。
X提起收购处分的撤销诉讼。此外还有一些诸如行政规划等行为，仍处于模糊地带。但通常的违法性继承案件中，先行行为与后续行为的要件不同，而本案中却是一致的，在收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主张不满足收购要件时，并非主张先行行为违法，而是后续行为本身的违法。[43]只要在公法关系中国家的意志是有效成立的，其自身就具有决定这种关系的效力。
该判断标准与刑事诉讼法上毒树之果理论相近。没有救济时效等制度，就没有违法性继承的问题。
如果该判断与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发生关系，那是因为在规范后续行为的法定构成要件中以某种形态规定了先行行为的违法性。（一）日本违法性继承论的发端 在传统日本行政法理论中，日本行政法学鼻祖美浓部达吉首先提出了违法性继承的概念。[26] 对于前者，美浓部达吉以土地征收程序为例加以说明。[70]违法性继承问题源于法定先后关系由于某种法律制度而被截断，却又因权利救济的必要而联系在一起。
[16] 当然，因涉及救济权的限制，故而一般由法律来设定救济时效的长短。[12]的确，如果存在这种关系，在审查后续行为时就很有必要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换言之，违法性继承的问题是在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间接地攻击先行行为，借助于这种间接的攻击，实现撤销后续行为的目的。[28] 岡田春男『行政法理の研究』（大学教育出版、2008年）88頁。
除了立法明确遮断先后关系的情形外，只有先行行为是狭义的行政行为时，才会产生起诉期限等效力的争议问题。（一）违法性继承论的构成 为了让使用违法性继承论展开讨论在行政法上富有意义，其问题大致需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要件。
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2页。很明显，美浓部达吉的这一例证是在最广义的违法性继承的意义上承认违法性继承的。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核发养老金的行政行为是于1993年10月作出的。2．先行行为为狭义行政行为的情形 一般认为，如果先行的行政行为存在重大且明显的瑕疵而当然无效，以此无效行为为前提的后行行为，不用论及违法性继承，即为有瑕疵的行为。法院认为，均未违法，予以维持。遮断效果论有实质上承认行政判断的先验优越性之嫌。在念泗三村28幢楼居民35人诉扬州市规划局行政许可行为侵权案（以下简称为念泗三村案）中，[7]先后经历了二个行为：B1是2000年11月14日扬州市规划委员会批准《念泗二村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行为，B2是2003年7月7日扬州市规划局向东方天宇公司核发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行为。反之，在先行行为的权利保障程序十分充分、再行事后的权利救济并无必要时，法院则应采纳违法性遮断说，否定违法性的继承。
如果后续的行政机关有权审查先行行为（如沈希贤案），从依法律行政原理出发，就必须在作出后续行为时审查先行行为的合法性，否则即构成后续行为的固有瑕疵。[64]这一警告从一个角度说明不可过分提高阶段性安定性的重要性。
法院在审查和救济时，也只有审查所有造成侵害的行为，亦即将连环侵害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给私人以充分的救济。1909年，美浓部达吉首次在其教材《日本行政法》（第一卷）中参酌奥托•迈耶的自我确认说自创出公定力的概念。
[17] 韦调庆诉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3年行政审判案例卷）》，第206-208页。前述念泗三村案即属于这种情形。
邻近居民沈希贤等人诉的是A3，理由之一是A1之前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而三则案例均未提示狭义或最狭义违法性继承层面上的能请求而未请求撤销先行行为这一要素，这涉及行政行为的不可争力（形式确定力）问题。故而，违法性继承论应作为行政救济法上的特殊问题来对待。（二）实体法面向的通说基准 二战后，日本的行政诉讼制度发生重大转换，废除行政法院，而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也由列举主义转为概括主义，为扩大对私人的救济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但中国宪法是否已确立这一原则，尚有探讨的空间。德国法上为规划确定程序设计了很严格的权利保障程序，在行政机关作出教示后，利害关系人在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则具有遮断之后行政程序、诉讼程序再行主张的效果。
从而，法院在审查后续行为时当然可以审查行政机关有无履行其法定职责，进而也就不会出现需要运用违法性继承论解决的问题。但如后所述，如此紧密的实体关系有其历史背景，在确立实质法治主义的今天，已无必要将先决关系确立为违法性继承论的唯一情形。
[3] 参见朱芒：《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79页以下。其嚆矢者为日本《厚生年金保险法》第90条第4款的规定，即在被保险者的资格或标准报酬的处分确定后，不得以不服基于该处分所给付的保险为由不服该处分。
[49] 行政行为撤销制度的排他性，易言之，行政行为的撤销权是特定的。这里权且从行政法常见的案例中列举几种应予注意的情形，并稍作归纳。在组织法原理上，各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即使存在先决关系，后续机关也无权审查先行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项。相对于遮断的立法而言，救济时效的设定更具一般性。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5期，第43页。而该案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明显瑕疵，遂判决撤销土地使用证。
先行行为无效，随时可作为后续行为的应予撤销或无效事由加以主张。[52] 所谓行政行为的遮断效果问题，是指对于本案的请求、抗辩或其先决问题，行政机关已通过行政行为（确认行为）或者作出行政行为前提性的认定判断时，若不撤销上述行为，当事人和法院能否有不同的主张和判断的问题。
而我国《行政诉讼法》有例外的特殊情况可延长起诉期限的规定（2014年法第48条第2款）。若基本事实的认定违法，则征收裁决亦违法。
